# 5.2 兴趣驱动的学习

就像我说的，我两次辍学，甚至在幼儿园因为太多次逃学被开除。我从来不擅长教育，但我喜欢学习。我的一个原则（见表1）是“学习优于教育”。我相信教育是其他人对你做的事情，学习是你为自己做的事情。

并不是说我的学校特别糟糕，或者我没有被提供机会。我的姐姐成绩优秀，去了哈佛和斯坦福，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我只是有一种性格，让我很难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学习我认为没有用或不感兴趣的事情。我也很难从书籍中学习抽象的东西。我更喜欢通过做事情和和人交谈来学习。

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当我进入高中时，我周围有科学家，有大自然，然后有在线计算机网络和互联网。我能够通过追求各种各样的兴趣，包括在宠物店工作，做夜总会的DJ，作为好莱坞电影制片人的助手工作，在材料科学实验室编写控制系统的软件，经营一家活动公司，经营一家计算机外设邮购公司，成为一名专业的潜水教练，成为一名唱片分销商，成为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成为一名软件分销商，成为一名服装分销商等等，对世界的对话有了一种理解。

尽管我相信我在结构化学习上异常糟糕，但我的热情和兴趣有着异常的动力，我对几乎所有事情都异常感兴趣，我确实相信兴趣驱动的学习是可以推广的。

1973年，伊凡·伊利希在《欢愉工具》中写道，科学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时刻。第一个是在1913年，西方医学进步到经过训练的医生能够使他们的病人的存活率超过50/50。第二个是我们更多地关注让人们活下来，而不是担心病人的生活质量或他们的主动权。伊利希写道，“我选择‘欢愉性’这个词来表示工业生产力的对立面。我希望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自主和创造性的交往，以及人与他们的环境的交往；这与人对他人和人造环境对他们的要求的有条件的反应形成对比”（伊利希，1973年）。

伊利希指责专业精英和经济发展在现代时代对人类繁荣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他们通过制度化专业化并从普通公民手中夺走社会工具来控制。他认为我们必须“给人们提供可以保证他们有权以独立的效率工作的工具”。

这与他的论点相吻合，即现代教育更注重制度化，正如他在1971年的《解学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中所辩论的，这些机构正在减少繁荣。他认为教育的“漏斗”必须被颠倒，我们必须使用先进的技术创建“学习网络”（伊利希，1971年）。

蒙特梭利方法（Montessori，1952）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方法，已经使用了100多年（《蒙特梭利方法介绍》）。尽管蒙特梭利方法比传统的教育系统更加灵活和以儿童为导向，但它仍然提供一位教师，通过观察和回应儿童的行为和倾向来指导儿童。无学校教育是在1970年代由约翰·霍尔特提出的（无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它主张一种更为激进的以儿童为导向的学习方法，重点是让儿童从任何形式的正规教育中解放出来，而依赖我们的自然学习能力，以及一种信念，即我们会在做我们热爱的事情的过程中学到我们需要学的东西。

在我自己的经历中，我在中学正规教育中学会的唯一实用的东西是盲打。否则，我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在课外学的，除了可能在课堂上学到的社交技巧，但我可以很容易地通过集体活动而不是坐在课堂上来学习。当想到我一岁大的女儿的学校教育的未来时，我正在认真考虑不同的教育选择。

让·皮亚杰在1930年代说过，儿童的认知发展是在他们与周围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发生的（皮亚杰和库克，1952）。西摩尔·帕珀特在1958年至1963年期间在日内瓦大学与皮亚杰共事（西摩尔·帕珀特），他是皮亚杰的弟子之一。帕珀特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始成员，他开发了一种叫做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以学生为中心的，基于项目的，通过实践的学习——这是我在第4.1节中描述的媒体实验室的核心。帕珀特激发了媒体实验室的其他人，包括米切尔·雷斯尼克，他主张通过“项目、激情、同伴和游戏”培养创造性学习（雷斯尼克，2018）。雷斯尼克开发了Scratch编程语言，让孩子们“学习编程”而不是“编程学习”。尼尔·格什菲尔德是媒体实验室的前教授，Bits和Atoms中心的主任，Fab Lab（制造实验室的简称）的发明者，以及Fab学院的创造者，一个学习网络。他正在试图创建一个Fab实验室的网络，将通过制造学习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格什菲尔德说，Fab也意味着非凡——这是一种伊利希会赞同的繁荣（格什菲尔德，2008）。

我相信，在未来，创造力和激情将变得更加重要，工作也将变得更加多样化。我还相信，学会追随你个人的热情，而不是依赖机构提供动力，将随着工作的变化和机构经历当前的工业转型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热情有各种来源。在《网络的财富》中，Yochai Benkler解释说，许多在线社区的生产动力并不是金钱（Benkler，2006）。在《不仅仅是为了钱》中，经济学家Bruno Frey主张，提供更高的工资可能会使人们对他们的工作的投入度降低，可能会降低绩效（Frey，1997）。社会环境和我们合作的愿望是发展热情的关键元素。

正如我在3.3.6节中写的，Nowak和Highfield描述了合作的演变和合作机制。他们主张，进化不仅仅是竞争，也是合作，合作是复杂性的主要设计师。在“自发的给予和计算的贪婪”中，研究者们主张人们本能地合作，因此需要“计算”来克服他们的合作冲动，变得贪婪（Rand, Greene, 和Nowak，2012）。在“与未来合作”中，他们的论点是，在民主环境下，一个大的、无私的多数派会投票支持与未来的长期视角合作（Hauser等人，2014）。
